「道德思考」才是決定國家安全戰略的核心

導讀      

江宜樺(長風基金會董事長、國立中正大學紫荊講座教授)

在爾虞我詐的國際政治之中,道德思考有任何意義嗎?

大部分的人認爲沒意義,因爲國際政治就像個無政府狀態的野生叢林,大家講求實力原則,弱肉強食、優勝劣敗。大國不屑跟小國平起平坐,小國也沒資格跟大國談公理正義。古雅典的特使曾經對鄰近小國的領導人說「強者爲所欲爲,弱者忍受恥辱」,講的就是這種「現實主義」的觀點。

少部分的人認爲道德非常重要,因爲單憑拳頭無法建立秩序。強國如果蠻橫霸道、予取予求,弱國只是忍辱屈從,並非心悅誠服。有朝一日形勢逆轉,弱國將揭竿而起,推翻強國的宰制。因此掌握全球政經實力者必須尊重他人,扶助弱者,以人人平等、伸張公義的原則來處理國際事務。這種追求世界大同理想的觀點,可以稱爲「世界主義」。

還有一種觀點介於兩者之間,既不接受「現實主義」完全排斥道德思維的立場,也不懷抱「世界主義」以高度道德標準改造人類社會的理想,而是相信道德判斷具有某種程度的重要性,可以幫助我們超越「個人自掃門前雪」的自利心態,努力營造一種自利利人、既競爭又合作的國際秩序。這種觀點,本書作者約瑟夫‧奈伊(Joseph S. Nye, Jr.)稱之爲「自由主義」。奈伊本人對道德在國際政治中扮演的角色,比較接近自由主義的觀點。

奈伊是美國哈佛大學國際關係的傑出教授,他除了長年任教於哈佛,也曾擔任美國國務院副助理國務卿、國防部助理部長、駐聯合國裁武諮詢委員會代表等公職,是當代研究國際戰略及美國外交政策的佼佼者,著作等身,享譽全球。他所倡導的「軟實力」(soft power)概念,拓展了國際關係理論衡量一個國家外交實力的視野,也影響了世界各國領袖在思考國家戰略時的佈局。所謂「軟實力」,強調的是一個國家除了軍事及經濟這類「硬實力」之外,透過「吸引和說服」使得他國願意配合你的行動的無形實力。軟實力表現在一個國家的文化、價值觀、意識形態等方面,其影響力不下於「威脅、利誘」手段所產生的硬實力。

在《強權者的道德》(Do Morals Matters?)這本書,奈伊開宗明義提出一個大哉問:「道德思考對外交政策有影響嗎?」他知道絕大部分的人認爲道德對外交沒有影響,但是他對此通俗觀點不以爲然。他說:「大多數外交政策議題涉及到多項價值的權衡取捨,需要做出選擇。」而且,「不論我們是否喜歡,美國人不斷地對歷任總統及外交政策做出道德判斷。」如果以爲國際關係講的只有實力原則,如果以爲歷任美國總統的外交政策都沒有面臨道德價值的抉擇,那是完全簡化了國際政治的實相。杜魯門究竟該不該對日本投下原子彈以結束二次大戰?詹森該不該擴大越戰規模以防止中南半島赤化?小布希該不該進軍伊拉克以消除恐怖主義的威脅?川普該不該爲了「讓美國再次偉大」而退出《巴黎氣候協定》、《跨太平洋夥伴協定》及《伊朗核武協定》?這些外交政策都涉及複雜的價值選擇,也考驗一個國家領導人在困難的情境中,如何展現自己的道德判斷與承擔。

然而,我們要如何衡量一個國家領導人在外交政策中所展現的道德品質呢?奈伊在《強權者的道德》中,提出了三個面向的判斷基準:意向(intentions)、手段(means)與結果(consequences)。「意向」指領導人是否表達崇高的價值?是否具有良善的動機?以及是否審慎地平衡自己所追求的價值與加諸別人的風險?「手段」指的是領導人使用武力時,是否注意其必要性、合乎比例原則、以及區分平民與軍人?是否尊重國內外體制及他人的權利?「結果」指的是領導人是否不負人民的付托?是否增進國家的利益?是否考慮到其他國家的利益?是否尊重真相與事實?是否增進了國內外對道德議題的討論?

奈伊認爲,現實主義、世界主義及自由主義對上述三個面向有著不同程度的關注,但是這三種不同立場的「心理地圖」並不互相排斥。而且在實務上,歷任美國總統在制定外交政策時,常會混合三種世界政治的心理地圖。其結果是絕大部分的美國總統,都是「具有世界主義色彩的自由派現實主義者」(liberal realists with a touch of cosmopolitanism)。奈伊也認爲,現實主義是大多數總統在制定外交政策時,最自然而然的起始點。但是他希望一個總統不能停留在現實主義,而必須意識到世界主義和自由主義對於形成準確的道德地圖,具有不可或缺的作用。因爲只有三者兼顧,外交政策才能在意圖、手段及結果上,都表現出良好道德判斷的品質。

這本書最有趣的部分,當然就是奈伊如何根據他所建立的標準,評斷歷任美國總統的外交政策表現。他把評估的對象,限制在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之後、到目前爲止的十四任美國總統,也就是從小羅斯福總統開始,到現任的川普總統。他的結論是:在外交政策上能把道德與有效性結合在一起的四個最佳總統是小羅斯福、杜魯門、艾森豪和老布希;居於中段班的是雷根、甘迺迪、福特、卡特、柯林頓和歐巴馬;而表現最差的四位則是詹森、尼克森、小布希、以及川普。

奈伊當然知道,他的評斷未必能獲得每個讀者的贊同,而且隨着歷史新事實的出現,他自己的觀點也可能會有所改變。但是重要的是,他堅信國家領導人必須有道德高度,也要有兼顧政治理想與政治後果的能力,因爲美國總統的外交政策往往牽涉到其他國家的興衰起伏,以及無數人民的生死存亡。一個總統如果缺乏遠見、不夠審慎、不夠尊重國內外體制,或甚至說謊成性,他所傷害的不僅是短期的國家利益,還有各國人民對美國做爲自由世界領袖的信任。奈伊在字裡行間,對現任美國總統川普的不滿與憂慮完全溢乎言表。

《強權者的道德》並不只是評斷歷任美國總統的外交表現,這本書也對美國未來國際戰略所面臨的挑戰—尤其是中國的崛起—提出不少建言。奈伊認爲美國將面臨兩種全球性的權力轉移:一種是水平的權力轉移,一種是垂直的權力轉移。前者指的是亞洲的崛起,包括中國、印度、日本、東南亞等國家,勢必對西方世界構成挑戰。後者指的是科技驅動的資訊革命,它使得非國家的行動者也躍上政治舞臺,透過多元的跨國連結和議題設定,影響著國內政治及國際政治。奈伊認爲中國短期內不可能超越美國,因此美國不應該誇大恐懼或過度反應,但是他也主張美國若要成功回應中國的科技挑戰,重點必須放在本身的精進改善,而不是對中國實施制裁。

台灣不是美國,我們的外交政策對世界大局也不像美國那樣舉足輕重。但是,台灣的領導人在制定外交政策及兩岸政策時,同樣必須面臨道德選擇的權衡與判斷。就「意向」而言,國家領導人是否審慎平衡其政治理想與可能風險?就「手段」而言,我們主要是準備訴諸談判還是武力?採取的戰略是要「聯美抗中」還是「親美和中」?是要增進自由民主體制的力量,還是限制自由以確保國家安全?就「結果」而言,國家領導人是否維護了台灣人民的真正利益?是否贏得人民的信任與尊敬?是否在道德論述上,提高了全民的討論品質?類似的道德衡量標準,同樣可以用來檢驗國家領導人的表現。

奈伊的著作常常有發人深省的地方。《強權者的道德》不僅帶領讀者回顧過去七十幾年來,美國外交政策的利弊得失,更重要的是透過歷史故事,讓我們確認「道德思考」才是決定國家安全戰略的核心因素。凡是欠缺道德勇氣,或是魯莽躁進,不知如何審慎選擇手段、不知如何達成崇高目標的政治人物,都無法贏得後人的尊重與懷念。